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
我出生于1974年6月12
日。我自打出生那一刻起就拼命啼哭，连续哭了好几个星期。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我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之间都不睡觉，又哭又闹。直到白天我又幸福地睡去时，母亲才能从彻夜战斗的疲惫中渐渐恢复。父母尽一切努力让我白天醒着，这样我才能在晚上入睡。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
据母亲说，我像加拿大的风光一样，野性十足。我在6个月大时就学会爬了，而且是到处乱爬。母亲提到，她听说过一项研究：人们把孩子放到玻璃柜台上，看他们能爬多远。
几乎所有的孩子爬到边缘时都会停下来，但有1%的孩子每次都不管不顾地继续爬。她说：“布兰登就属于那1%。”
我在9个月大时开始走路，没有一扇门能挡住我。母亲买来了她能找到的所有儿童安全锁，然而，“防儿童”显然不是“防布兰登”。她买了连她自己都打不开的门把手，但我总能顺利出门。她把我锁在高脚椅上，但就只是她去卫生间的一会儿工夫，一回头肯定会发现我不见了。
我在18个月大时就发现了攀爬的乐趣，我发现自己几乎可以爬上、爬过、爬进任何地方。这种攀爬能力，加上我对各种锁的天然亲近，还有把能拿到手的所有液体倒进嘴里的嗜好，让我好几次被送往急诊室洗胃。我小时候试喝过的“饮料”有煤油、漂白剂和金银花护肤液。这不是什么让我自豪的事，但我非常确定，这就是我能控制饮酒量而且从不上瘾的原因。等到我3岁的时候，医院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已经和我母亲熟悉到能彼此直呼小名了。
当母亲怀着妹妹的时候，父亲干脆修了一圈围墙，他把那视为一道“防布兰登”的墙。但母亲还是不知道我是怎么出去的。她就坐在那里看书，抬头一看才发现我不见了。我从缠满铁丝的篱笆下爬了出去，顺着陡坡溜走，早已不见了踪影。
母亲害怕得不得了。她当时已有7个月的身孕，根本不可能从带刺的铁丝网下爬出去，也找不着剪线钳。前一天晚上，她和父亲看到几只土狼在附近出没，当时她能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成了土狼的美味。她后来能发现我，是因为我当时穿了一件红色的运动衫。不知她用了什么方法把我从山上骗了下来，让我来到篱笆前。她抓住我，大哭了一场，恨不得要揍我一顿。
我从小就喜欢冒险和挑战身体极限，这让我可怜的母亲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总是说，在我小时候，她是“子女虐待父母”的受害者。
有一次，母亲被我气得快崩溃了，她打电话去社会服务部寻求帮助。在电话里，她对那可怜的老太太说，她两岁大的儿子快把她逼疯了，她恨不得把儿子打死。那位社会工作者到我们家观察了一周，在那几天里，我却表现得像天使一样，她离开时觉得我母亲肯定是疯了。
不久之后，父母发现他们难以控制我的野性，但可以加以疏导。他们看到我疯狂热爱滑冰，无意中便找到了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在未来很多年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们让我尽可能多地参加体育活动，我就可能少惹些麻烦。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5岁时，我加入了滑冰队。7岁时，我已经参加了摔跤队、足球队、棒球队、游泳队和田径队。长大之后，我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极限运动。雪道越陡、海浪越大、悬崖越高，从飞机或直升机上跳下的难度越大、越惊险刺激，我就越想去征服它。30多岁时，我将同样的冲动转化为在商业上寻求成功的动力。
5岁时，我心目中的珠穆朗玛峰是那座海拔762米的北极星山。从北极星山上滑下来时，你可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寒冷，还有滑雪板下“咝咝”的声音，这些都是我最初的记忆。在滑雪季节的那几个月里，母亲每天去幼儿园接我，然后直接把我送到滑雪场去。我们办了一张季度通行证，而且充分利用了办通行证时所花的每一分钱。
北极星山附近的惠斯勒山和黑梳山的知名度更高，而北极星山的高度还不到那两座山的一半。严格来说，北极星山还算不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对于我来说，它看上去巨大无比。回忆童年时，我最常想起的就是，在很多个下午，在充满冰雪和冒险的世界里，我脚踩鲜黄色的米老鼠K2滑雪板，不停地探索每一条滑雪道和滑雪道之外的每一个地方。
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贾斯汀的孩子，他也像我一样热爱滑雪，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会一起去探索北极星山。后来，贾斯汀和我开始玩高山滑雪，并加入了同一支队伍。我们那时还在读一年级。我们的队伍在惠斯勒参加锦标赛，而我总能在比赛中获胜。我6岁时就在惠斯勒拿到了很多第一名的绶带，母亲现在还留着一些呢。
我觉得，母亲打电话去社会服务部并不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无论我多调皮，她从来没打过我。可父亲就不一样了。
我其实并不怕父亲，但我知道，他是一家之主。他如果认为我欠揍，就会毫不犹豫地抽出皮带来收拾我。在那几年里，我的后背和父亲的皮带越来越熟悉。现在我已身为人父，也像父亲当年一样看重管教和惩罚。不过，我对孩子的惩罚不是打屁股，而是做俯卧撑。就我所知，我10岁的儿子能做的俯卧撑比很多成年人还多。
尽管父亲非常严厉，但他会拥抱我，对我说他爱我。他是一位好父亲，在我儿时的美好回忆里，有很多都与他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