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震》的不能承受之痛

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裔女作家王小灯，曾三次自杀未遂。她长期被一种无名头痛折磨，焦虑失眠，只能靠服用助眠止痛药物维持生活。她几乎做过医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项检查，却没有发现病原。
　　
　　后来心理医生发现，她的“无名头痛”来自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
　　
　　当年王小灯七岁，正在唐山，父亲在地震中遇难，她和弟弟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下，在只能救一个的情形下，她亲耳听到母亲说“救弟弟”，就这三个字让她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然而，她没有死，奇迹般从尸体堆中爬出来，成了孤儿。
　　
　　她被一对夫妇领养。养母在她中学时去世，她又遭到养父的性侵犯。她考到离家很远的南方上大学，在大学恋爱，之后结婚，生子，移民加拿大。
　　
　　但王小灯的痛并没有随着时空的迁移而消失，反而越来越严重地困扰她的生活。
　　
　　神经质的性格让已近中年的她家庭也出现危机，女儿离家出走，丈夫要离婚，而她数次割腕自杀。
　　
　　这是电影《唐山大地震》所依照的原著，张翎的小说《余震》的故事。
　　
　　小说的结尾，在心理医生的疏导下，王小灯鼓起勇气回到唐山，去面对和打开这个漫长的痛苦的“心结”。
　　
　　“痛”。是小说的重心，也是一种隐喻，它要说的是地震给人带来的精神的痛苦。
　　
　　唐山大地震过去30多年，那些幸存者的痛苦平复了吗？这是作家的关怀。
　　
　　而电影《唐山大地震》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痛”，强化了温暖的亲情。影片的主角从王小灯转到她的母亲身上，拿掉了王小灯心理治疗的内容，增加了母亲的内疚与救赎，养父的慈祥与正直等内容。
　　
　　影院里能听到观众的低泣，毕竟对汶川和玉树地震带来的痛苦，还记忆犹新。依然要感谢冯小刚，选择了《余震》作为蓝本，从一个家庭的故事人手，比惯见的“党政军民团结奋战夺取抗震救灾伟大胜利”的叙事腔调高明得多，也更符合艺术之道。
　　
　　但用来纪念那场24万人遇难的旷世灾难，这部充满温情的电影是不是还缺了些重要的东西——痛感？
　　
　　2006年，张翎在首都机场候机。在机场书店闲逛时，她发现了一本名为《唐山大地震亲历记》的书，书里是60位幸存者和历史见证者对唐山地震的回忆，书中关于劫难的记忆击中了她的心灵，而后才有了《余震》。
　　
　　“我特别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失去父母幸存的孤儿，他们在文章的结尾被简单概括为‘后来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和‘后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这样的表述。”张翎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
　　
　　不知道张翎看过影片后，能不能接受她所着力书写的痛苦被置换成“温暖的亲情”，以及各种宣传口号，为观众准备的毛巾上印着“感恩，博爱，开放，超越”。
　　
　　感恩谁？超越什么？人间永远需要温暖的亲情，但具体到唐山大地震这个大事件中，若没有对历史之痛、现实之痛、灵魂之痛刻骨铭心的记忆书写作为底色，所谓温情有时会失去其伟大的光辉，并削弱其本该具有的深沉的人性力量。
　　
　　影片的两个片段值得关注：唐山大地震之后不久，毛泽东去世，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24万人罹难的无声，与一个领袖去世后的举国哀悼，通过镜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另一个镜头：一个老人站在唐山大地震纪念墙下，久久凝望着逝去的亲人的名字，说“明天再来看你们”，然后骑着自行车离开。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包括他们的脆弱和痛苦，同样值得正视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