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美女经济”

“美女经济”仍是时下的一大热门。各类“选美”或变相“选美”大赛，为不少电视台挣得可观的广告额；各类汽车展，也离不开“香车美女”的组合式展示，美女车模在展厅的聚集度往往超过那款新车……
　　
　　其实，由“美女文化”衍生的“美女经济”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在中国古代就曾盛行一时。北宋直至明清时期，由一批没落文人发起的妓女“选美”（当时称“评花榜”），虽属一种病态或畸形的审美情趣，让人感到有几分搞笑或无聊，但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名妓，所谓“名士品名花，名花倚名士”。这多多少少有点像当今的某些明星，往往被某个名家一捧而一炮走红。同时，这种畸形的“选美”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楼、酒馆等行业的繁荣。尤其是在清朝末年，由近代报馆主办的妓女“选美”大赛，对当时传媒业、照相业、服装业的拉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青楼女子中“评花榜”，应该可算作是最早的“美女经济”。
　　
　　远在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妓歌女往来，诗酒唱和。诗人常赠诗名妓，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到了北宋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妓的畸形“选美”活动，没落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美其名曰“评花榜”。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揶揄与嘲讽。
　　
　　与时下的各类“选美”大赛相类似，“评花榜”前，组织者要先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评比内容则是令当代美女们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但那年月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可省略掉“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便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暴满，生意空前兴隆。
　　
　　在距今九百多年的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已有“评花榜”活动。当时汴京名妓郜懿以美貌著称，被文人词客品评为“状元红”，曾红极一时。明代中叶后，“评花榜”更为盛行。冯梦龙《情史•情痴类》中就记载了由当时文人才子评品出的“金陵青楼十二钗”。还有好事者撰出《燕都妓品》和《金陵妓品》，依据“品、韵、才、色”把名妓分为四种风格，这也成为后来“评花榜”的四条标准。
　　
　　明崇祯年间，金陵城曾在侨居水阁举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评花榜”活动，四方前往观赏的士人富商的车马挤满大街小巷，水阁外排列的船只像一堵墙，梨园子弟则分三班连场演戏助兴。最终被评为第一名的王月封号“状元”，在鼓乐声中坐上百花簇拥的“状元”宝座，用金杯品酒，颇为荣耀。有人还题诗：“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大家可想而知，如此闹腾几日，城中从事“第三产业”的老板们只得临时请短工帮衬了。
　　
　　到清朝末年，随着近代报业的参与，“评花榜”与现代的“选美”在形式上更为接近。《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上海凭借《游戏报》进行“评花榜”活动。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评选最受关注。评选采用投票方式，分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得票者均列在三甲，并在报上公布中选者的姓名、玉照、住所，还附上文人们附和的酸溜溜的赞词。
　　
　　李伯元一次评选活动做下来，其报纸销量骤增，广告额翻了几番。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上海的照相业刚刚起步，由于“评花榜”中刊登青楼女子的玉照，也勾起了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们照相的欲望，使各照相馆门庭若市。参评青楼女子时尚的服装，一经报纸宣传，也被广大良家妇女所效仿，带动了服装裁剪业的兴隆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