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搞垮大清王朝

胥吏虽小，却关乎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
　　
　　乾隆五十七年（1792），将军福康安尽收西藏失地，使廓尔喀求和称臣。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厚加赏赐。
　　
　　福康安凯旋，征廓尔喀一应军需费用交户部报销。福康安还在享受着建功立业的得意，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户部一名书吏的名帖。那名小吏以向他贺喜为名，要求赏赐万金。
　　
　　福康安当时已是一等公，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深得乾隆帝信重，离封王只有一步之遥。而小小一名胥吏，只是户部操办文书的职员，既无官衔，又不在编制之内，只算得“临时工”，居然敢向福康安索取贿赂。福康安大怒，说：“幺么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
　　
　　据说，那一天，福康安声色俱厉，而小吏镇定自若。他向暴怒的将军申述了自己索取贿赂的理由：“我不敢向大人索取贿赂，但是军需用款多至数千万，账册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加快办理，几个月内完成，全部上奏，皇上刚刚赏赐了战功，必然高兴，马上就准了。倘若您不给钱，仅就我们户部本来的人手，分批陆续报销，没有三四年不能了事。今天报销一点，明天又报销一点，皇上看得烦了，肯定要责问，舆论攻讦也趁机而入，必兴大狱。这是为了中堂大人您考虑，不是为了我们这些小吏算计啊。”
　　
　　清人笔记《水窗春呓》中记载，福康安听后不仅感激小吏的提醒，而且大为赞赏，马上命令“粮台以二百万予之”。
　　
　　胥吏，是官府中处理具体事务的职员。他们并无品级，不算官员，但是又代表官府行事。他们的工资甚至不是由国家开支，而是雇佣他们的官员自己掏腰包，或从项目经费中抽取。以今天的编制制度推之，应属政府的“临时工”。
　　
　　在汉代，官吏并无判然分别。掌管具体事务的吏，也可升官，甚至做到宰相。而到元代，因为官员多为蒙古人，往往不通汉字，更不懂政治，便将种种事务都交给文案、书吏，胥吏的权力因此大大扩张。明代继承元朝的制度之弊，更加规定胥吏不能考进士，“一朝为吏，终生为吏”，永远不能进入上流社会，且为人所鄙夷，所谓“不入流”。
　　
　　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很短，而胥吏却几乎世代沿袭当差，所以新官上任，对本部或者本地的情况了解很少，对事务不熟悉，又无亲信，往往要“以吏为师”，向这些“临时工”学习如何办理政事、处理公文。当时办理文牍，往往是官员交给书吏，书吏去查阅案例、法律，写完之后呈给官员，官员只是签字盖章同意而已。
　　
　　胥吏之害，自宋代就已有人指出。王安石曾在给仁宗皇帝的言事书中提出，对胥吏“饶之以财”，即以高薪养廉吏。明末清初，顾炎武也曾说：“柄国者，吏胥而已。”而到清代，胥吏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更加变本加厉。
　　
　　康熙五十一年（1721）三月，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被关在刑部狱，目睹了监狱里胥吏横行、弄权枉法的猖獗，令他瞠目结舌。
　　
　　掌管审案和监狱的小吏，把关押犯人当作生意，但凡与案件有牵连，一概拘捕，投入大牢百般折磨，然后让他们缴纳保证金，才放出去。倘若无钱贿赂，则往往因折磨而死。
　　
　　即便是已经被判死刑的，这些小吏依然有能力从中榨取钱财。如果犯人被处凌迟，那么施以贿赂者，可以先刺心脏，使其速死；倘若不给贿赂，则慢慢脔割折磨。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有办法敲诈，倘若没有打点，便在捆绑时故意用力折断犯人筋骨，许多人因此终生残疾。
　　
　　尤其让方苞惊诧莫名的是，刑部的老吏居然在家中私藏官印，胆敢更改公文。当时有两兄弟把持公仓，按律当立即处决。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可以让你活命。”他另外准备一份奏章，用从犯中两个单身汉的名字换了两兄弟的名字。同伙的狱吏认为不妥，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犯人，但欺骗不了主审官。如果事情败露，我们就死定了。”
　　
　　这名狱吏笑道：“倘若主审官上奏，我们是死路一条，他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两个犯人的命丢自己的官。”
　　
　　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随身携带假印，冒名支取国库钱财。皇帝下令修建工程，他便捏造高官姓名，重复向户部支取白银近千万两。按照规定，工部支领银钱，必须各司签押完毕，告知户部的相关部门，经过度支大员复核，才能发派。然而各部的小吏早已狼狈为奸，专门等候官员们谈笑会饮之时，将故意潦草书写的文书呈上，官员无心查看，便随手签画，于是这些“临时工”得以趁机谋取巨利。
　　
　　至于官员升迁任命，也有“临时工”挑弄其中。吏部的书吏得利最多，因为官员补缺、晋升，都要经过吏部的审核程序，这些书吏就按照官位油水的多少索取贿赂，如果不给，那么便寻找理由驳斥或延误办理。于是要得到任命，就要贿赂“临时工”，便成了官场规则，想要官员清廉，也不再可能。
　　
　　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目标，也没有政治清明的责任，只是盘踞在官僚体系之中，谋取私利。他们由官府雇佣，百姓不能弹劾罢免，又贿赂上官，结成利益同盟。他们看似是维护朝廷统治最为积极的一群人，但实际上只是为了维持这种他们熟悉的规则与秩序，以便从中吸取膏脂，消耗着帝国的生命力。而一旦大厦将倾，他们也立即“树倒猢狲散”，绝不会为维护旧有的统治做出任何努力。
　　
　　嘉庆皇帝曾经对这种局面怒不可遏地说，上无法度准则，下不依法履职，“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国事尚可问乎？”
　　
　　但是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集团，他也毫无办法。胥吏之害，一直到清朝灭亡也不能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