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来自何方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现在的生存环境，和我当年创业时的环境相比，哪个更困难一些？其实，这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跟我同台领奖的很多人，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经历了那样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我深深感受到新旧制度的强烈碰撞，以及中国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联想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对我来说，业务上的困难都不算真正的困难，最难的是，怎么适应环境，怎么让企业活下去。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计划内企业和计划外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源有天壤之别。计划内企业拥有生产批文、拥有外汇指标，而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只能用高价买指标，到黑市上换外汇进口零部件，这么做需要冒很大的政策风险，是“踩着红线边上走”，企业要把自己的目标想清楚，把政策研究透，确定做事的底线。但即便如此，联想也有过被处罚的时候，比如当年“300%奖金税”的故事。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环境非常险恶，但即便被罚，我们的心态和现在的企业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愤愤不平，因为对方确实是在按照制度办事；当然，我们也不觉得惭愧，因为很多规定与市场经济是相违背的；我们相信将来一定会改变。事实上，在我们因为“奖金税”被罚后没有多久，这项规定就被取消了。
那个年代，计划内的企业没有真正的“销售”，采购渠道由国家提供，价格由国家确定，卖给谁也都分配好了，开一个“订货会”就全部解决。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厂，人的积极性被禁锢，产品永远处在“短缺”的状态，企业没有竞争力，一个大浪就可能被冲得片甲不留。
而联想被关在计划体制外面，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困难得几乎寸步难行。但正因如此，我们身上没有像体制内企业被绳子捆着，我们努力研究市场，研究环境，设定目标后，千方百计谋求发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研究企业运作的规律，管理的规律，逼迫自己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因为我们对规律的总结，因为经历了这样的千锤百炼，联想才能够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走到了今天。
改革开放经过了30多年，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领域都确立了新的法律法规。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执法不公、官员索贿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快慢之间差别很大，一些法规赋予了执法者很大的人为裁决空间等等。比如，有些规定将所有违例项目由轻到重全都罗列在一起，相应的处罚从低到高是一个很宽泛的区间，于是执法者就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这些“空间”会引起人的不安。
企业家为什么不安
联想创业的早年间，中国是完全没有规矩，大家可以胡来；今天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了规矩之后，有人按规矩办，有人不按规矩办，这就形成一种不公平。
选择性执法是当前企业家们抱怨最多的问题，也是不安全感产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担心：提了意见会不会得罪了某些人？他们想找企业的问题，多多少少总还是可以找到的。另外，一些资源分配会带有个人关系色彩或一定的倾向性，有寻租的成分。
联想一贯注重说到做到，做企业要合法合规。我们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不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可能是联想到地方投资还比较受尊重的原因。同时，我们有一套制定战略的方法，非常强调从战略上规避风险。联想控股目前所进入行业，都是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影响小、更依靠市场竞争的行业。比如农业食品行业，国家鼓励土地流转之后，各地政府对发展农业都很支持，只要我们把获得的利益让利一部分给农民，同时又注重企业文化和产品质量等问题，就不太会受到这种“争夺资源”的困扰。
企业家对于重庆事件普遍有强烈的不安，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按规则做事。打黑维护社会秩序原本是好事，但根据其需求选择打黑对象并罗织罪名，这就太可怕。
企业家在法律框架下认真发展企业，照章纳税，更好地解决就业，不断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风尚。在此之上，大的企业要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公益事业，这些是应当鼓励的。如果让企业家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一些企业会变得更注重钻营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好好运作自己的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够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行一个系统的设计。
企业与环境之间就像孵小鸡
我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喻：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像孵小鸡，最适合小鸡孵化的温度是37。5度，太高或太低都不行。
改革开放以前，好比是在90度的高温下，那个时候没有企业能够存活；等到我们1984年创业的时候，温度可能到了40度，只有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小鸡才能被孵化；后来温度逐渐朝着更适宜小鸡孵化的温度调整，不过近些年温度又有所升高。对于国家来说，不能要求小鸡的生命力应该多么顽强，而应把环境的温度调整得更加合适，而企业作为小鸡则应该思考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力更顽强，能在较恶劣的环境中生长。
如何营造一个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这需要政府在十八大之后，从最高层推进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很不容易，需要最高领导层统一思想，进行系统设计。经济、社会、外交以及军事等不同层面，各级政府、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如何进行系统设计，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移民，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背井离乡，很多人依然认同“中国发展的机遇期并没有丢失”，仍然希望在中国继续发展事业。但同时，他们也对自身的财产感到不安全。
企业家对环境的要求总体上就两点，一是产权有保证，二是把“规矩”定好，定得正确，然后大家都按着规矩做事。定规矩时要减少可解释的空间，在执行中尽量减少人为因素。此外，政府本身的架构过于庞大，这样会影响效率，加大财政支出，应该适当缩减。
我不担心的事情
对于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我并不担心。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能量逐渐发挥出来，表现出了“很强的模仿能力”、“很强的上进心”，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此外，我也不认为中国人“创新能力低”，我们才积累了多少年？我觉得只是时候未到。
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在降低，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年来，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中国企业家也积累了很多资本和经验。劳动力成本虽然增加了，但企业可以把总部设在中国，然后去国外设厂还可以把欧美企业的管理经验跟中国企业的实践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企业在中国办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中国企业近些年也开始走向国际舞台，学习全球管理的经验，中国现在可以在全球视野下考虑发展的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排兵布阵，中国企业家也逐步具备了全球管理的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拥有的财富，善加利用，给予正确的引导，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的积极性，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改革。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我们就还有进一步释放能量的空间。
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得对极了。政府主要是规则制定者，不要亲自动手，要尽量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对市场上的所有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平等对待，如果能处理好这些关系，中国经济就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
联想控股已经制定了明确的中期战略，致力于在不同行业打造出更多的卓越企业，在2014-2016年成为上市的控股公司。我们选定的几个行业，包括消费与服务、化工新材料和现代农业，都顺应了国家大的发展趋势。
但是我们不会追求短期回报，所涉足的实业，培育期短则四五年，长则七八年，有的还会更长。这样的布局能够使联想控股的力量逐渐爆发，保持企业利润的长期持续增长。我们希望当联想控股上市后，能够给股市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