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希望散文随笔

一张泛黄的纸，在旁人眼里，也许没有多大价值，但对于某个特定的人来说，会有无法估量的意义。二十五年前，我进派出所工作不久，就遇上了一件与纸有关的难忘事。

那天，有个身穿皱巴巴灰色上衣的男青年探着身子走进户籍室，一看样子便知是位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我问他有啥事？他没有回话，只是用焦虑又期盼的目光望着我。

当我再次问他时，那人还是没有开口，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轻轻放到办公桌上，最后用手压了压平，推到我跟前。我拿起那张泛黄的纸，看了一眼，上面的字很少，只有一串阿拉伯数字。

迷惑的我想再次开口时，那人用手比划着“咿呀”两声，拿起桌上的笔和纸，歪歪扭扭写下几个蚕豆大的字：“我要找亲人！”我一愣，不由得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男子：三十岁左右，一米六几的个头，左脸颊有块五分硬币大的胎记。原来，此人是个聋哑人，来寻亲的。

我不会哑语，所有的交流只能在纸上进行。此刻的纸，已不再是一张普通的纸，成了一张有着生命气息、能开口说话的纸，它传递着声音、传递着温度、传递着忐忑的'心情、传递着希冀的目光……

经过一番艰难的“纸上谈兵”，终于让我理出了点头绪。此人是从河南来的，希望派出所同志能帮他找到亲生父母。那张泛黄的纸上，是亲生父母为他写的出生年月和时辰，当年放在他的襁褓里。1960年出生的他，明显比同龄人要看老几岁。幸好，已经过世的养父母在那张纸的背面写有他亲生父母的姓名和地址。但从他所提供的情况看，亲生父母所在的“下沿河”街道早已不存在。那么，他要寻找的亲人现在会在哪里呢？

看着他期盼的目光，我答应了他，为他翻查以前的户口簿底册。可当我爬上派出所的小阁楼时，才知道寻找工作是多么艰难。八十年代初的派出所，办公条件差，档案柜不仅破旧，而且还不够用，好多五、六十年代的户籍资料都被捆扎在一起，塞进麻袋，丢到小阁楼里“立壁角”。看来要找到他亲生父母的落脚点，必须先查找五、六十年代户籍资料中的“下沿河”这条街，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希望的结果。可问题是，这条老街究竟躲藏在哪只麻袋里呢？

我钻进低矮的小阁楼，像小狗似的翻了半天的麻袋，可直到下班也没翻着“下沿河”的户口簿底册。哑巴青年失望了，我答应他明天继续翻。其实，那天我没有回家，去附近的小饭店草草扒了一碗饭，就躲进小阁楼挑灯夜战了。虽然是初夏，但小阁楼已如蒸笼般炎热，灰暗的灯光还时不时要我与散发着霉味的纸做出亲吻状。就在我汗流浃背、腰酸背痛快要坚持不了的时候，终于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看到了“下沿河”三个期盼已久的字，很快又看到了哑巴青年父母的名字。于是，我顺着“下沿河”的踪迹，一路追击，终于查到了他们的去向。原来，哑巴青年的父母因工作调动已落户上海。第二天，我把一张写有上海详细地址的纸条交给哑巴青年时，他接过纸条，二话没说就跪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连忙将他扶起。那夜，我做了许多梦，其中一个就是有关哑巴青年和他父母重逢的梦。不久，他的一封来信给了我巨大的成就感，也证实了这个美丽的梦。

从那天起，我就利用工作间隙和中午或晚上的休息时间，开始整理那些放在麻袋里的户籍资料。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认认真真把每一张泛黄的纸都按照街道和门牌顺序装订起来，重新贴上标签，装上硬纸封面，腾出橱柜，把它们请进“新居”。

后来，我通过那些整理好的原始户籍资料，又为多名寻亲者找到了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每当看到他们一张张充满泪水的笑脸或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股暖暖的、润润的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