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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船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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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船,泊在黄河岸边,可它没有水的印渍,更不会启锚远航。我不明白,这条普通的街道,为什么就取了“一只船”这样富有诗意的名字。我所知道的是,这里承载着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儿时快乐而混沌的光景,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一只船散文随笔

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街。最东头马路对面是兰州大学,由东向西依次为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挨过来就是父亲所在的省外贸局,省外贸局对面就是我曾就读的一只船小学。再穿过一片错落凌乱、破旧低矮的平房,街口西就是甘南饭店。

那时,省外贸家属院内,有一个防空洞,大人们说是为了 “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修建的。防空洞有一个洞口就在我居住的家属院一楼的楼梯口旁,我领着一群孩子窜上窜下的捉迷藏,一会藏在楼道内,一会又窜进防空洞。洞内没有灯,只能手摸索着一步一步的往里走,阴森可怕,洞内分布着很多个小洞和分岔,其中有个洞口出去后就到外贸大院的院子里了,我们从家属院的洞口进去,又从外贸局大院内的洞口爬出来,一天要钻进钻出好几次,防空洞就成了我们最好玩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总是爱逃课,学校和家里都管不住我。每次老师派同学到家里去找,根本找不到,其实我就藏在防空洞里。跟奶奶说上学去了,从楼上下来直接就钻到防空洞里去了。那时父亲在我眼里很年轻、潇洒,总是穿着一身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擦的油光锃亮的皮鞋。我非常害怕父亲打我,只要我逃学被他知道,抓住后不问三七二十一对着我就是一顿皮鞋,踢得我腿上、屁股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越踢我,我越不上学,有时为了躲他,我干脆就不回家了,少则几天、十几天,甚至半月二十天也是有的。

父亲用皮鞋踢我的感觉和我那些流浪的经历,根深蒂固地留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受管束,属于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那种性格,以至于很轻易就辞去了工作二十多年的国企,毅然下海经商。所有这些超乎寻常的行为,不知和我属猴有没有关系。

那次挨父亲打之后我就出走了,先是在一只船街西头我的铁哥们郑峥嵘家躲了几天。郑峥嵘家里条件要比我家好,他父亲是省经贸委的干部,母亲是兰州铁路局医生,他父亲母亲对我很好。在他家躲藏的那几天里,我总觉得吃住在人家很不好意思,几天后就离开他家,四处寻找可以栖身的角落。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我晚上没地方住,就钻进甘南饭店的地下室,抱着暖气管子等到天亮,从管道内爬出来,看到一辆送完糕点的三轮车,车上放着几个装糕点用的木箱,木箱内剩有的糕点残渣还很多。等那骑三轮车的人刚走开,我便过去将箱内糕点残渣,以最快的速度用手送进嘴里,同时将所有箱内的糕点残渣全部装进我的衣服口袋。

还有一次我离家出走后,就住在兰州火车站候车室内的长木条椅子上。夜深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有两个青年人将我从梦中推醒,问我家住哪里,为什么睡在火车站,还问我饿不饿,冷不冷。这两个人对我说:我们带你去新彊,那个地方可好玩了,管你吃好穿暖,还发给你零用钱,只是要我听他俩的话。虽说那时我很小,但主意很正,头脑也很清楚,不论他们说得多么诱人,我还是没有上他们的当。正在他们更进一步忽悠时,父亲找到了候车室,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候车室拽了出来。他推着自行车,我在前面走,时不时回头看,生怕他的皮鞋又踢到我的身上。就这样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家里,奶奶非常高兴,又是给我换衣服,又是给我洗澡,炒了很多好吃的菜,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那时候吃肉要肉票,一个月一人只有一张肉票,一张肉票也就是一斤肉,我一顿就把全家一个月的肉全吃完了。

安稳了不长时间,我的毛病又犯了。这次出逃,还把我的铁哥们郑峥嵘也拉上。我们一同跑到了火车站,正好站台上停着一列发住北京的列车,我俩乘列车员不注意就溜进了车箱。上车的人特别拥挤,我俩就钻进了座位下,饿得不行了,就钻出来找吃的。车上的乘客见我们是小孩,就送我们面包、盒饭等食物。随着列车很快我俩就到了北京车站。

下车后,在我的提议下没有出站台,看到一列去天津的列车,两人又趁列车员不注意钻进了车箱。北京到天津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下车后因害怕被发现,我们就在站台上寻找着机会,这时下车的乘客都已走完,站台上就我们两个,一个站台工作人员走过来查问我们的车票,我们被发现是无票乘车,被车站送到天津遣送站,一住就是一个月。那里住的都是流浪汉,什么人都有,老人、青年、也有小孩,多数都是要饭的,非常得脏。遣送站有一位带眼镜的工作人员对我非常友好,每天晚上他值班时都会将我叫到值班室,用他找来的课本给我补习课文。一天早晨点名时,我俩还有很多人被叫出来列队排好,由遣送站的工作人员和背着冲锋枪的武警,将我们一行押上了发往兰州的列车。我们从天津又被送回了兰州遣送站,一住又是好多天。那天下午该我值日送饭,我端着饭盒去食堂打菜,走到大院时突然看到遣送站大门开了一个缝。我欣喜若狂,回头使劲给郑峥嵘打手势,示意让他过来,我们好逃走,然而对我的手势他没有任何反应。我顾不了许多,将饭盒往地下一扔,拔腿就跑。一口气从大门缝里钻了出去,跑出遣送站好远了,我还不时回头看有没有人追我。

逃出遣送站后,我才感到了自由是多么的惬意和美好,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我眯着眼睛久久地注视着天上,感到自己和天上那朵飘浮的白云一样自在。可高兴过后,我又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流浪呢?还是回家?经过考虑,我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回了家。

兰州是全国有名的瓜果之乡,每年夏季以后,无论走到哪条街上,都能闻到那香甜的瓜果气息满街飘荡。有次我注意到,对面外贸局的礼堂里放满了专供出口的白兰瓜,它们散发出贵族一样的气味,似乎比市面上卖的大路货更为香甜。

于是,我招呼铁哥们,趁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屏住呼吸来到存放白兰瓜的礼堂窗户下,学着电影中解放军侦察敌人阵地那样,发现礼堂窗口的最上头有一扇窗户没有关紧。我让一个铁哥们就地蹲下,我踩着他的肩膀上,再让他慢慢地站起来,轻松地爬到了窗台上,哧溜一下钻进了大礼堂。礼堂里摆满了装着白兰瓜的木箱,那种木箱很讲究,是用上好的宽木条,留下等距的空隙钉起来的,装在箱里的白兰瓜都能看见。打开木箱,里面的每个瓜都用纸装好的,还用一些碎纸条垫在下面。一个个白兰瓜们透出诱人的气味,不用说吃到嘴里,光是看看就让人迫不及待了。我连续打开好几个箱子,将白兰瓜从窗口一个接一个传递出去。偷瓜得手以后,我忐忑不安了好几天,每天像个乖孩子一样按时上下学。老实了几天后,觉着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过了没多久,我准备招呼几个铁哥们再干一回。却发现礼堂里的白兰瓜已经不知去向,又恢复了准备开大会的模样。那天,我正和几个铁哥们在家听奶奶讲故事,突然听到对面大礼堂内的口号声、锣鼓声不绝于耳。急急忙忙跑去,见礼堂门口挤满了人群,我们从缝隙中钻进去,看到礼堂的台阶上一字排开站着几个人,头上戴着用报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还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名字,名字上用红毛笔打着叉叉。礼堂内群情激愤,打倒、打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于一浪,叫骂声、口号声、挥舞的手臂,把整个大礼堂闹得天翻地覆。不一会儿,这几个“走资派”被人们架着胳膊,一个个押了出来。那些被押出礼堂的“走资派”中,官儿最大的就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汪锋”。夏日灼热的阳光非常刺眼,“汪锋”头戴一顶用报纸糊的帽子,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一块用铁皮做的牌子,身上穿着一件厚重的羊皮袄,汗水从他头上脸上小溪一样流淌下来。他在人们愤怒的口号声和挥舞的手膀下,身体不由自主的哆嗦着,嘴里还念叨着:我有罪、我有罪,打倒汪锋、打倒汪锋。从此以后,一只船就没有安宁过,晚上不时听到造反派架起大喇叭播出的通知、公告,还有这一派和那一派“战斗”的消息。学校已经停课,红色绿色的传单满街飞扬。我们闲来无事,就钻进造反派的人群中听他们在争吵,听得不耐烦时,就照着不知哪位造反派的.小腿肚,偷偷抬脚一顿乱踢。因为我个子小,在人群中不易发现,踢完后撒腿就跑,觉着很是过瘾。

在一只船的记忆中,最快乐的莫过于每天中午等父亲下班后学骑自行车。

虽然父亲的单位就在这条街上,可他却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那是一辆公用自行车,牌子叫“三枪”,是进口的。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裤子中间总是有一条裤缝笔直笔直的,虽然他骑的自行车是公用的,却总被他擦得一尘不染。每当我老远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向家里驰来时,就欢快地跑步迎了上去,从他手里接过自行车,父亲就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刚开始学骑车时,因为我个子小,只好一只腿从自行车大梁中间伸过去,双手握着自行车把,父亲扶着自行车后架,这样自行车就不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跌倒。学了一段时间后,找到了平衡也就不要父亲在后面扶了,我很快的就能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一只腿掏进自行车车架里,将车骑得飞快。

除了学自行车外,我还对所有会行驶的机器感兴趣。有一天我看到外贸局门口停着一辆“嘎斯”车,看看没人跑了过去,见车门没有锁,就钻进驾驶室,双手握着方向盘,一只脚胡乱踏着下面的一溜踏板,车突然向前走了起来,就这样我将车开了有好几十米,差点碰到外贸局门口的电线杆上。还有一次,我领着几个同学来到黄河边,那是个夏天,我们沿着河岸玩耍,突然发现岸边停着一只快艇。我挥了挥手招呼几个同学一起爬上快艇,我钻进了驾驶室,用我偷开汽车的方法,竟然将快艇发动了起来,我高兴得大声宣布: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宣布我任船长,大家坐好了!说着话快艇竟然动了起来,幸好用铁链拴着,船拽着铁链发出咣咣的响声。正玩得开心和起劲的时候,跑来几名警察,把我们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水上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有个警察就脱下鞋,用鞋底在我的脖子后面打了两鞋底。一边打一边说:我让你开,我让你开,看我不打死你。他命令我们面向墙壁一字排开站着,那天阳光特别得强烈,这还好说,更为恶劣的是一位警察在我们面前铺了一张羊皮,羊皮上洒了一层黄土,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棒对着我们敲打着羊皮,羊皮上面的尘土在木棒的敲打下飞扬,呛得我们睁不开眼睛。在灼热的阳光下,我的汗水混合着尘土,像泥石流一样从脸上淌了下来。好容易挨到太阳落下,天慢慢黑起来,警察才把我们押在一辆三轮摩托车上,拉回外贸局家属院找家长。我心想这下坏了,这回父亲会打死我的,闯了这么大的祸能不打吗?然而,当警察走后父亲竟然没有打我,我感到非常地意外。他不但没有打我,也没有说我,给了我十足的面子。

从小我就喜欢驾车,以至于我现在的开车技能,足以赶上专业司机的水平,不知是不是与儿时的经历有关。

一只船给我留下了诸多甜甜涩涩的回忆,至今,它还在那里静静地停泊着。每当我路过那条街道,都要试图寻觅当年的行踪和气息。然而,原先那片低矮凌乱的平房早已拆除,一只船已经变成了漂亮的马路,其间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可我还是固执地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几十年的风雨已过,一只船甚至比原先更年轻漂亮了。而我,却在年复一年的时光中,渐渐成熟、老去。

就在我完成这篇文字时,才偶尔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只船”这个地名的来历:“左宗棠麾下的湘军征战西北,有感于乡关万里,顿萌叶落归根之念,遂筹资在此地营一所义园,用来暂放亡故江南人的灵柩,以便日后扶梓故里安葬。义园造型奇特,颇似一艘扬帆远航的大船。人们根据义园的外形,把这个地方叫作‘一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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