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童年随笔散文

我的母亲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农历）生于辽宁省本溪市高台子乡新岭村。她的童年时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度过的，亲眼目睹了家乡人民在日本统治时期遭受的苦难遭遇和创伤，饱尝了做亡国奴的凄惨生活……

我的母亲，在她还懵懂无知时就被病魔夺走了她母亲的生命，两个哥哥都已长大结婚分家另过，一个姐姐十几岁便嫁到辽阳。家里只剩下她跟父亲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没有体会到母爱的滋味。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记清自己母亲的尊容，更为没有留下一张母亲的画像而痛心，只知道她姓于。母亲小时候，家里不是很穷（解放后划为中农），有一头毛驴，两头牛和几亩薄地。吃的当然是粗茶淡饭，穿的耕织粗布。母亲依稀记得当年修“新岭隧道”（沈阳至丹东线）时，有个李把头，是天津人，因借住在自家厢房，母亲与李把头家李嫂关系处得不错，常捡李嫂穿剩的衣服，拿回家后，由自己的大嫂毁改后再穿。母亲在本村上了三年小学，学校设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一位先生在一间教室同时教三个年级的课（现在叫复试教学）。开设的课程：日语、满语、算术。

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的老百姓是被人欺压的亡国奴，只允许吃秫米、小米、玉米等粗粮，不准吃大米、白面。谁家吃顿大米饭若是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会被立即以“经济犯”定罪带走。母亲的童年时期，始终是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度过的，没有什么欢乐的游戏可玩儿，唱歌也只能唱伪满洲国国歌及日语歌。对于那时侯的小孩儿，过年是一年中最高兴的事了，一进入腊月，家家都开始“打年纸”。各个商店、杂货铺都挂出“年纸幌”。“年纸幌”是一块二尺长一尺多宽木板，一面贴“天地牌”，一面贴“灶王爷”，四周糊上花边下面加上纸穗。“年纸”即各种印刷的'神像等，各商店都印有“年纸单”，一些固定品名都印好了，每一样占一小格，开头是：大金天、大金灶、金九佛、大龙车、画福字、画黄钱纸、烧画财神坐像或富禄寿三星像等等。买这些商品叫做“打年纸”。此外，穿用的棉布、棉线、洋袜子、腿带，以至食品中的红、白糖、花椒、大料等都一齐买。富裕的人家要买些鸡鸭鱼肉，换一领炕席，贫穷人家只能买一些年画，买些年纸及过年必需的米、面、肉。那时的市场虽然也挺繁荣，但对于平民百姓能购买的却微乎其微。富户人家若杀口年猪，也要谨小慎微，做好一切“防范工作”，且把猪肉藏匿好，一旦走漏风声，被日本鬼子知道，便以“伙食犯”论处；谁家若偷着换回点水稻，想在年三十晚上吃一顿大米饭，得在半夜三更起来拉磨，天亮之前必须拉完，然后用小灰把碾道掩盖好，不留一点痕迹。否则，若让日本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说是过年，其实，一般百姓家也就是三十晚上吃一顿肉，正月初一、初五吃两顿白面饺子罢了。

伪满时，日本鬼子为了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维持他们的“治安秩序”，经常查户口，检查“良民证”，对外来人员严格搜身盘查，若发现点可疑迹象，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将人带走。那时平民百姓的生存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母亲依稀记得当年修建“新岭隧道”时的劳动场面：日本鬼子手持钢枪，张牙舞爪，嘴里喊着：“八格牙路”，被抓来的苦力劳工在炎热酷暑的天气里一身不挂、步履蹒跚地从山洞里往外背碎石的场面。苦力们吃的是橡子面掺豆饼，干的是起早贪黑的重体力，累死病死的无计其数，有的还没等咽气，就被扔到岭后的小砬子山上。真是草菅人命，惨象忍不可睹。

时间的长河滚滚而去。一晃儿，六十五年过去了，曾经的屈辱让人无法忘怀。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国东北十四年，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母亲童年时的痛苦，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痛苦，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今天，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强大，在国际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东亚病夫”已成历史。但是，我们仍要居安思危，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时刻牢记历史，勿忘国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