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科学之光

严济慈爱写，文字也饶有趣味。他在书中这样解释“无绝对的大小”的量数：譬如“平均猫寿8年，那10岁的猫为上寿，但10岁的人，还是孩子”，“又如平均火車速度为每秒50尺，那每秒30尺的火车，必是慢车；但人能跑得这样快，定可在远东运动会夺锦标了”。
　　
　　他在留法期间每隔几天就会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夫人张宗英，写成了一本《法兰西情书》。有年轻人拿着这本书“教育”自己的丈夫：“看看人家大科学家怎么跟老婆说话的！”
　　
　　严济慈写得最出色的应是他的学术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曾让巴黎学界震惊。在此研究基础上制作出的石英振荡片，可用于控制、检测无线电波的频率、波长，“好像一个电台的心脏一样”。
　　
　　他凭此成为中国研究晶体压电效应的第一人。
　　
　　1927年，在回国的船上，同要归国的徐悲鸿一眼认出了这位“名人”，并为他画下素描小像，誉其“科学之光”——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评价。严济慈字慕光，从另一角度来说，科学也是他所追寻的光。
　　
　　当时有句话讲，当官去南京，赚钱去上海，做学问到北平。1930年，二度留法归来的严济慈来到北平研究院。
　　
　　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写信从居里夫人那里讨要了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又筹建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
　　
　　周末，有朋友来找他，张宗英就讲：“他除了吃饭、睡觉在家，星期天也在实验室里。”
　　
　　他在留学巴黎时也是这般。胡适曾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里还能做学问。”
　　
　　严济慈答：“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他写论文和写书一样，求“新”，“绝不能老是做人尾巴”，“不但要自己看出问题，还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这个方法。这才是独立研究，这才可使中国科学独立”。
　　
　　骨
　　
　　“七七事变”的枪炮声从卢沟桥响起时，严济慈正在法国，不少法国朋友劝他留下来。“战火遍地，你现在回去又能干什么？”
　　
　　严济慈从法国经越南辗转到达昆明。他要“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
　　
　　当时的昆明并不安宁。日军的轰炸机像吃人的秃鹫一般，三天两头在头顶盘桓，扔下一颗颗炸弹。严济慈把从北平迁来的物理研究所安顿在一处破庙里，完全转向战时工作，待敌机一走，大家就又回到所里继续磨镜头、镜片。
　　
　　他和钱临照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台高倍率的显微镜镜头便是这样来的，其光学质量与外国名厂的产品不相上下。在这里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
　　
　　这也是第一批国产的光学仪器。
　　
　　抗战结束后，严济慈很兴奋，他太盼望回到实验室做实验了。但他等来的还是战争。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南京请刚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们吃饭，严济慈也在其中。有些不明身份的人找院士谈话，让他们去台湾。开完院士会，确有7人去了台湾，12人去了海外。严济慈则借故先回到昆明，后经转香港，在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经天津回到了北平。
　　
　　1949年9月，郭沫若提出要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筹建的组织领导工作。
　　
　　但严济慈仍想重回实验室，他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
　　
　　“倘若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郭沫若的话打动了严济慈。
　　
　　1949年10月1日，严济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张宗英说，他那天“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在天安门的欢呼声中，中国的史册翻开新的一页，严济慈的人生也是。
　　
　　真
　　
　　走出实验室，严济慈有了很多新的工作和头衔：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没什么“官样儿”。他的衣服不多，有的穿了二三十年。他经常用的笔，是20世纪50年代出国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发的纪念品。后来按照他的遗嘱，他生前积蓄的10万元捐作东阳中学严济慈物理学奖的基金。
　　
　　他没什么“官架子”。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桌子，为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兼职的茅以升“来办公创造应有的条件”，“要多向工程界、产业部门的专家们学习”。
　　
　　二人当时住在长安街一南一北，又同是九三学社社员。每次茅以升来家里谈事，严济慈都会送他过长安街。“二位老者就在路边继续讨论，然后茅老会送爷爷再回长安街北侧，继续讨论。”到现在，严慧英还记得当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