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一家人生活以及尊严的母亲

我对母亲的记忆都是日常的，琐碎的，一如母亲的性格。
　　
　　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八点，母亲不到七点就起床，去食堂打早饭。
　　
　　从生活区走到厂里再走到食堂，快走的话单程需要八九分钟，买完早点再回来，把我和妹妹叫起来，吃完早饭，我们去上学，母亲去上班。
　　
　　工厂里的早点还是很丰富的，有面包、鸡蛋、馒头、豆沙包、稀粥、咸菜，还有上海人喜欢吃的发糕，有时还有菜肉包。我不喜欢吃豆沙包和发糕，而菜肉包不是总能吃到的。
　　
　　中午的时间最紧张，工厂十二点下班，一点就要上班，中间只有一个小时，母亲要赶回来，给我们做饭、炒菜，然后还要午睡一会儿，往往是只能睡十五分钟。
　　
　　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这么多事一个小时是怎么办到的。
　　
　　我问母亲，你那时候都能睡着吗？她说睡着睡不着，躺下眯一会儿总是要的。
　　
　　但我还是总能听到她的打鼾声，经常是她人刚一进屋鼾声就传出来了，她是那种不管有天大的事，躺下就着的人。
　　
　　后来为了让中午这点时间不那么紧张，母亲教会我开煤炉和做米饭，这样她一回来只需炒个菜就可以了。
　　
　　学校离家很近，中途不玩的话，一分钟就能到家。这样等母亲下班到家，米饭基本上就能做熟。
　　
　　母亲炒的菜基本可以论叶来数，偶爾有肉也只会少许几片，我们总是很珍惜这些有几片肉的日子。
　　
　　我一般要吃两碗饭，到第二碗基本就没菜了，就用辣椒酱把一整碗饭都拌了，然后拿出家边玩边吃，我叫这红饭，因为拌上辣椒酱的每一粒米都是红红的。
　　
　　而周末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总是做很大一碗肉，不论是鸡鸭鱼还是肘子。
　　
　　父亲很爱吃肉，不吃蔬菜，他如果看到桌上没有大块肉是要发火的，他经常说母亲小气，平时不给我们吃肉。
　　
　　但是很久很久以后，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才说，其实是她没有钱。
　　
　　父亲平时对钱没有概念，自己在京剧团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用掉了（父亲喜欢请同事们吃喝）。家里面我们三个人加周末父亲回来所用、所吃都只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所以她只能等周末父亲回来好好做顿肉，平时要节省着，要是平时也做那么多肉，钱就不够用了。
　　
　　我听了很震惊，误会了母亲一辈子。
　　
　　父亲一辈子不善于跟人拉关系、打交道，而母亲不是在工厂就是在学校，和社会接触极其有限，所以他们两人一辈子就靠工资生活。
　　
　　等后来改革开放了，各家都想尽办法捞外快，他们也没有跟上时髦，所以家里一直都是很穷的。
　　
　　虽然退休后的父亲有几次因为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挣了一些外快，也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加上父亲对钱毫无概念，一有就花，大手大脚，所以不论母亲如何努力，一年到头还是积蓄不下什么余钱。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武汉以后，条件稍好了一点，父亲的工资也全数交给母亲，母亲就会谨慎地计划着用钱，希望也像别的人家一样能有一些积蓄。但每次都刚刚有点好转就被父亲天才的气魄用掉。
　　
　　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父亲一激动就要给我买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单卡录音机，为此还借了点钱。在这方面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是丝毫没有话语权的，我极力反对也没有用。
　　
　　后来美院附中楼道里飘荡着的邓丽君的《香港之夜》就是出自我那个全校唯一的录音机。
　　
　　还有一次是我决定考电影学院，父亲执意要给我买一个海鸥牌单反照相机，说这对学导演是有帮助的。而这样一台相机当时就要花掉六百块钱，我再跳脚反对还是没有用。
　　
　　母亲已经受到了惊吓，不敢说半个不字，虽然父亲的这一创意一下就要掏干母亲几年辛苦攒下的钱。而我却因为父亲暴君般的慷慨，上学时几乎成了当时的小富二代。
　　
　　最后一次最难忘，父亲受聘出去导演了两集电视剧《背琴人》，据说是全军第一个电视剧，为此得到了两千元的酬金，这在当年是我们全家从未见到过的巨款。
　　
　　母亲怕别人怀疑钱的来历（实在是没有一次性拥有那么多钱），她连续几天分几次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全部存进了银行。
　　
　　刚刚完成这个动作没几天，原来文工团舞美组的一对夫妻，也是我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因为要出国，回到武汉向过去的同事们借钱（当时他们已经调回上海），临走来我们家探访。
　　
　　按母亲的话说，他们知道我们家是最穷的，所以根本没打算向父亲张口。
　　
　　但吃饭间谈起了他们的出国计划，以及来武汉的目的，父亲听后大喝一声说，为什么不早说，我们家有钱。
　　
　　当即逼着母亲去银行，把刚刚放进去的两千元全部取出来交给了他们夫妇两人。
　　
　　我听到以后惊呆了。
　　
　　多年以后他们夫妇两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