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尊严闪射的是人心最亮丽的光芒，它并不借助其他事物而灼灼，其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
尊严：人字的大写，人格的独立，人权的维护，人性的高扬。
尊严绝非什么功架，不是摆给人看的，它是志气、正气、骨气、胆气、神气、底气的自然流露。
尊严与贫富贵贱并无必然联系。有些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做人的尊严；有些人什么都保不住，却保住了做人的尊严。显然，后者比前者活得更像个人。
尊严，崇高而不可侵犯，并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文化符号，我们接受着外来文化的融合和冲击，但作为华夏子孙，无论我们行什么礼、学什么话、就什么医、着什么装、过什么节、住什么城，我们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鲁艺）
如果对飞鸟喊出心中的痛苦，
我本来可以恢复原状，
可是出于人的尊严，
我一声不响。
——叶芝（人的尊严）
尊严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词一样，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尊严首先是个体生命的事，如果千千万万个体缺乏应有的尊严，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尊严呢？尊严源于个人，也最终归结于个人，只有具体的、活的、有生命的个人才会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尊严体现在日常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体现在每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尊严总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连接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
当然，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发展过来，一步步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个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严和近代以来的尊严，便有着许多不同的内涵。以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例，在他们身上，尊严获得了全新的内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强权和一切外在威武脚下，超越了孟子确立的“大丈夫”坐标，也超越了纲常体用之下的依附关系，完全确立了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我价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挟北伐余威，大江南北，无不望风而拜，让他尝到至高权力的滋味，没想到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刘文典教授，竟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当面顶撞他。蒋介石指斥刘文典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从严法办。刘文典回敬“你就是新军阀”。恼怒之下，蒋介石下令将刘文典关起来。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奔走呼吁下，刘文典被关押了7天后获释。病中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想起三国时代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当年的学生：“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文典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刘文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介石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抗战胜利后，大约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介石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他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他在回忆录《西潮》中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一番对话：“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终于全身离开日本兵营,平安返回北大。他单身赴约,在日寇军营里,在威胁面前,能够如此从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临难毋苟免”。他做到了。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尊严。我觉得,与其空谈尊严这个词汇,不如多看看前辈知识分子在危难时的表现,看看他们在不可一世的强权面前做出的选择。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尊严,都离不开有血有肉的独特的个体生命。一个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体所构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