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瑟和鸣
结同心尽了今生，琴瑟和谐，鸾凤和鸣。
——元·徐琰
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和我是乐益的同学，她小我两岁，进乐益时刚十四岁。两家的兄弟姊妹间常相往来。我们认识后有四年时间彼此并没有来往，我考上中国公学来到上海时，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书。他回到杭州后，一次他的姐姐到上海来玩，他借询问姐姐的情况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拿到这封信我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叫胡素珍的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让她帮我拿主意。她看过之后很老练地说：“嘿，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从此以后我们开始通信，暑假我回到杭州，再见面时，我和他都没有了以前的自然，一层淡淡的羞涩罩上了脸颊……
一.偷听的和尚
1931年我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一个冬日的周末，我们相约在灵隐，天相当冷，我穿了一件式样比较考究的皮领大衣，上山的途中，我们低声交谈，但始终不敢手搀着手。一个老和尚一直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多么不识相！走累了，我们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休息，老和尚竟也侧身坐了下来，凑近有光低声问：“这个外国人来了几年了？”有光笑答：“来了三年了。”“难怪中国话讲得那么好。”他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
原来我们的悄悄话全被他听去了。
二.尽头日子
爱情像一棵甜果树，八年花开叶绿该结甜果了。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当然是要举行一个新式的婚礼，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加，我们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二百张喜帖印出来了，大姑奶奶是张家女眷中最年长的，当然要先送给她。姑奶奶看看帖子上写的日子，吩咐让拿过皇历来查，果然出了麻烦：“不行啊，小二毛，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顺从，选了一个远离尽头日子的礼拜六，先不印帖子，把选好的日子禀告大姑奶奶，姑奶奶点着头说“这个日子很好”。我们第二次印了二百张喜帖发了出去，心中暗暗好笑，我们选中的正是真正的尽头日子——1933年4月30日，只不过姑奶奶躲的是阴历尽头，我们选的是阳历尽头。
家里的干干（保姆）还不放心，又拿了我和有光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
1933年4月30日我们结婚了，我相信旧的走到了尽头就会是新的开始。
三、佳期
在荒野中行路的人见到马蹄印的激动心情只有很少的人能亲身体验到。马走过的地方就有路，有水，有草，有人，有生命，有幸福……
婚礼的桌椅布置成幸福的马蹄形，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二百多位来宾使这马蹄不再属于荒漠，青春、热情像一匹跃起腾飞的骏马，我和有光并肩面对这幸福的马蹄，心中默念着“我愿意”。
证婚人是我的恩师李石岑先生。仪式很简单，但使人终生不忘。一个14岁的白俄小姑娘哥娜弹奏钢琴；小四妹充和唱昆曲《佳期》，顾传玠吹笛伴奏。
留下吃饭的客人刚好100位，加上新郎新妇，两元一客的西餐，共102客。
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我回了一封十张纸头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我们虽不是“私订终身后花园”，但我总是浪漫地畅想着“落难公子中状元”，相信我自己选中的如意郎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我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这次又是我最快，张家十个姊妹兄弟，我第一个披上了婚纱。
四、长崎丸
父亲疏于理财，对钱、物从不清点，我们结婚时家境已大不如前。从小受父亲的思想品格影响，本来也不准备在婚姻大事上依赖家庭，量力而行，我只是定做了一件婚装，也没有婚纱，配了一条水钻的项链。正巧这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表叔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父亲在汇丰银行中还存有两万元钱，父亲却早已搞丢了存单忘到五里云外了。有了这笔“意外”的收入，父亲给我两千元作“嫁妆”。
我们没有用这笔钱置办任何家产，婚礼用掉了四百多元，却收到了八百元的贺金。
十月份，用父亲给的这笔钱，我们暂别家人，实现了有光的也是我的留学梦，登上了日本的“长崎丸”。
出发时，上海吴淞口挂了三个球：有大风浪。一路险情不断，我却顾不上紧张，只管翻江倒海，剧烈地呕吐。谁知会遇上更大的危险，船遇大风。一时间船失去了平衡，煤都倒了出来，几乎失火，紧急呼救。本来船应停泊在东京湾，结果在救护船的帮助下，我们在神户下了船。距1912年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事件刚好21年，人们心有余悸，这几乎又是一场惨剧，只不过不是豪华客轮，注意它的人要少得多。
在陆地上，我仍是不停地一塌糊涂地吐，全然不知道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的小宝宝陪我受了这一场惊吓。
第二年的4月30日，我们的儿子周小平顺利地降临人世。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