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明代官场里的“硬骨头”

·爱惜名声，洁身自好·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祖籍江西临川，后迁居汤家山（今江西省抚州市）。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四代均享有文名。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著名学者、藏书家。
　　
　　生于1550年的汤显祖，天生聪颖，卓尔不群。据说他五岁时就能对对子，乡邻皆去检验，连出数对，没有他不能应声对上的。他十三岁时，督学赏其才华，将他补为生员，每次考试他竟然都能名列前茅。年方弱冠，就已经饱读五经、诸史，精通乐府、五七言诗，此外还旁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可谓“全才”。二十六岁时，汤显祖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问世，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一时间声名鹊起，海内人士都以与他结交为心愿。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才俊，却在科举之路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汤显祖两次参加科举均落榜。他之所以名落孙山，实际上是当朝宰相张居正暗中操纵的结果。
　　
　　当时，张居正的儿子正好也参加会试，中进士早已是内定之事，同时，张居正希望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也好掩人耳目。四处打听之下，得知最有名望的考生是汤显祖和沈懋学，于是张居正曲意笼络，声言只要肯同自己合作，就担保他们两个高中。
　　
　　沈懋学屈从于张居正的淫威，果然如愿以偿地与宰相公子一同榜上有名；正直的汤显祖却洁身自好，先后两次拒绝招揽，并讽刺地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他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处女的贞洁还要重要，在名利面前，宁愿尽弃浮华也要洁身自好。不识时务的结果是异常残酷的，在科举之路上，汤显祖连年不得志，直到1583年，张居正死后第二年，才以极低的名次考中进士。
　　
　　·批评的矛头直指皇上·
　　
　　满以为人生从此扬帆起航，结果，权臣张四维、申时行相继当了宰相，以翰林的职位许诺汤显祖，想拉拢他入幕效力。汤显祖依然拒绝，他说：“余方木强，故无柔曼之骨。”意思是自己全身都是硬骨头，不会妥协。
　　
　　把当权者全都得罪了一遍，汤显祖的仕途自然是充满了挫折。他先是在北京当了个芝麻小官，第二年又被打发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后迁任南京礼部主事，一待就是七年。自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南京一直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和礼部尤为其中的闲职。汤显祖在南京被朝廷冷落的期间，虽有京城的官僚慕名请他回去任职，但最终并未成行。
　　
　　汤显祖的铮铮傲骨、凛凛丹心，贯穿了他的为官生涯。即使对当朝天子，汤显祖也丝毫不露谄媚之情。他在南京任职期间，有一次，皇帝认为言官有欺瞒之罪，下令停俸一年。汤显祖即刻上书，称言官并不全是不顾君臣大义之辈，只是朝中权臣窃用帝王之威，培植党羽，忠直之人不获重用，这才是导致言官不敢直言上谏的根本原因。皇上既然追究言官蒙蔽之罪，为何不追究把持朝政的辅臣之罪呢？居然敢将批评矛头直指皇上，足见汤显祖的为人。
　　
　　1591年，被视为“不祥之兆”的彗星出现，那年，也是汤显祖的不祥之年。他目睹太湖遭灾，沿岸赤地千里，“白骨蔽江下”。朝廷发了数十万两赈灾银两，派来特使杨文举宣抚灾民。杨文举却借机侵吞灾款、收受贿赂、出卖官职。最令人愤慨的是，当朝宰相申时行居然对杨文举的恶行视而不见，甚至为其加官晋爵，而将一些忠于职守、勇于揭发的御史贬谪。汤显祖大怒，他奋笔疾书，一口气写就了《论辅臣科臣疏》，疏中直指申时行等人的误国行径，要求彻查杨文举等贪官。
　　
　　这篇奏章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朝廷。被抨击的官员，有的赌气不来上朝，有的以辞职相要挟。皇上不分青红皂白，直斥汤显祖“假借国事，攻击元辅”，把他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做了个编外典史。
　　
　　·励精图治，却愤而弃官·
　　
　　接到被贬指令后，汤显祖不带家眷，只身一人从南京暂回家乡临川小住，一场疟疾将他折磨了四个月。眼看到了赴任的时间，迫于皇命，他拖着虚弱的身躯，长途跋涉南下徐闻。
　　
　　徐闻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临海，东有倭寇侵扰，西有交趾（位于今越南境内）窥伺，当地民风剽悍，喜欢武斗，总之，自然条件与社会环境都非常恶劣。汤显祖深知要扭转徐闻县的情况，根本举措在于加强教化，于是在走马上任的第三天，他就实地察看教育设施。
　　
　　一看之下，汤显祖颇为失望：县学破败不堪，学无处求学，重建书院成了当务之急。经费不足，他就与知县熊敏把俸银捐献出来，没有地方，他就亲自选址。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书院终于建成了，取名“贵生书院”。他在此写下了著名的《贵生书院说》，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办学的初衷、理念与追求。
　　
　　汤显祖在徐闻县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于亲手创办的贵生书院却一直念念不忘。多年之后，病中的他接到熊敏的致函慰问。这让汤显祖又动了南下的念头，想再到徐闻，在贵生书院里住上一阵，看看这座书院到底有没有培养出入才。
　　
　　汤显祖在徐闻一年，就被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遂昌山峦重叠，土地贫瘠，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汤显祖却在这里大显身手，他推行“仁政惠民”的政策：每年开春，都备好酒，执牛鞭下乡劝农；他努力减轻百姓的徭役，并对朝廷搜刮民脂民膏的矿税进行抵制；权贵的三亲五戚来打秋风，汤显祖只招待他们一盘炒辣椒、一碗家常豆腐，外加一盆丝瓜汤；他德行兼施，宽严相济，遂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现了“山也青，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的和乐景象。
　　
　　汤显祖还是中国古代难得的“人性”官员，他在遂昌最为著名的两个举措，一为“除夕遣囚”，一为“纵囚观灯”：在除夕之夜让囚犯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过完年，囚犯竟无一人借机逃走，全都自动回来；元宵节则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花灯，体会“绕县笙歌”的欢乐景象。
　　
　　虽受到民众拥戴，汤显祖却最终因触怒权贵和地方势力，招致仕途之祸，于1598年愤而弃官回乡。他回去后生活清贫，有时只能喝粥度日，却指着满床的书自嘲：“有此不贫矣！”他还将寓所唤作“玉茗堂”，以玉茗比德，以玉茗养性。
　　
　　快五十岁的时候，汤显祖创作完《牡丹亭》，在玉茗堂公开演出。当时的临川城内，万人空巷，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此后，汤显祖又接连写了《南柯记》、《邯郸记》，并把他早期写的《紫箫记》改成《紫钗记》，完成了他的“临川四梦”。
　　
　　1616年，汤显祖在临川逝世。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只有四个字——“蹭蹬穷老”，虽然有点刻薄，但也是这位文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