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候

母亲80岁那年重重摔了一跤，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摔得这么重。打那以后，她的思维开始在时空中游移。有时候。她去参加半个世纪之前举行的婚礼和葬礼·其他时候，她在周日下午为孩子们准备了饭菜，张罗全家人吃饭。而这些孩子都已年老发白了。她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人始终都躺在床上，心绪却在时间中穿梭，跨越早已逝去的光阴，其快速与便捷，是自然科学难以企及的。
　　
　　“拉塞尔在哪里？”有一天我去疗养院看她的时候。她问我。
　　
　　“我就是拉塞尔啊，”我答道。
　　
　　她盯着这个高大得出奇的人，这让她对未来感到不可思议。她立刻否认了我的话。
　　
　　“拉塞尔只有这么高，”她边说边将手掌朝下，把手抬到离地两英尺高的地方比画着。那天，她是个年轻的农村妇女，站在后院眺望苹果园后面雾气蒙蒙的弗吉尼亚山区。而我却是个年纪大到足以当她父亲的陌生人。
　　
　　一天清晨，她给在纽约的我打电话。她问：“你今天能来参加我的葬礼吗？”
　　
　　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足以让我清醒过来。“天哪，你在说什么啊？”这是我能想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今天就要下葬了，”她轻快地说着，好像是在宣布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
　　
　　她一直是个小巧的女人——而现在。盖着医院白色床单的她显得更瘦小了。我想起了那种有着一双大眼睛且目光犀利的玩偶。她总是凶巴巴的。她发表意见的时候，就会像迎接挑战似的，怒气冲冲地把下巴高高抬起。她在发表意见这方面，一直都是个强悍的人。
　　
　　“我要让人知道我的想法。”她总是喜欢这样自夸，“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听。”
　　
　　“你也不能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曾提醒过她。
　　
　　“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就太遗憾了。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常这么回答我。
　　
　　这就是她，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决意说她想说的，决意做她想做的，决意让那些反对她的人屈服。她一心扑向生活，那股劲头，让她看起来一直在奔跑。
　　
　　她拎着斧子。追着鸡群跑，决心杀掉一只，炖在锅里。她跑着去铺床，跑着去摆桌子。有一年的感恩节，她还把自己严重烫伤了。她端着过节吃的火鸡从地窖跑上来，上楼时绊了一跤，一路跌下去，最后摔倒在了楼下，周围满是鸡杂、热汤和摔烂的火鸡。生活就是战斗，胜利不属于懒汉、懦夫、游手好闲的人，或是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心里想什么的胆小鬼。她在奔跑。
　　
　　但是现在，她不再奔跑了。有段时间，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坐在她床边的时候，我有种冲动想说服她。让她回到现实中来。我第一次去巴尔的摩的医院看她的时候。她问我是谁。
　　
　　“拉塞尔，”我说。
　　
　　“拉塞尔去西部了。”她提醒我。
　　
　　“不是，我就在这儿。”
　　
　　“猜猜我今天从哪里来的？”她这样回答我。
　　
　　“哪里？”
　　
　　“一路从新泽西来的。”
　　
　　“不对。你在医院已经待了三天了。”我坚持道。
　　
　　医生把她的病确诊为血管老化或硬化，治愈的希望渺茫，我觉得情况远比这复杂。十多年来，她自己与生活斗争所表现出的强悍，已经化作了对因年岁增长而导致的衰弱，烦闷和爱的缺失的愤怒。自从她上次重重摔过之后，她似乎打破了禁锢，从她逐渐开始讨厌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回到了从前的时光。那时，周围的人都爱她，那时，人们都需要她。
　　
　　三年前，我从纽约到她居住的巴尔的摩看望她，我是很少去看望她的。之后，我就给她写了封信，提了些很乏味的建议，让她乐观些，多看看自己幸福的一面。而不要把自己的痛苦变成别人的负担。我料想这封信无异于一种威胁，如果她在我去看她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开心，我就不会经常去看她了。我写这封信就是出于一种幼稚的信念，认为父母的力量是永恒的，我天真地以为老态和衰弱可以通过意志力去克服，她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番使她重新振作、焕发生机的话。
　　
　　她以一种异常愉快的语气给我回了信。我想，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她在努力改正。谈到我去看她，她说：“如果有时你觉得我看上去不高兴的话，那是因为我的确如此，但这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因为我只是太疲惫，太孤独了，我只有去睡一觉，这样才能忘记这些。”那一年她78岁。
　　
　　如今三年过去了，经历了上次严重的摔跤，她忘却了疲惫和孤独，重新获得了幸福。很快，我不再试图说服她回到我所认为的现实世界中来，而是试着和她一起踏上奇妙的旅程，回到过去的岁月。有一天，我来到她的床边，她显得容光焕发。
　　
　　“你今天感觉很好，”我说。
　　
　　“我为什么不应该感觉好呢？”她问道，“今天爸爸准备带我坐船到巴尔的摩去。”
　　
　　在那一刻，她是个年轻女孩，正和她父亲站在码头上，等待切萨皮克湾的轮船，而她父亲离世已有61年了。
　　
　　关于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我母亲的童年，以及她的亲人，我知之甚少。一个存在过又消亡了的世界，尽管我和那个世界有着血脉的联系，但我对那个世界一无所知。现在去求助于母亲已是无济于事了。她的思维轨迹哪怕片刻也不触及现实中问话人的问题。
　　
　　坐在她的床边，却永远无法和她沟通，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孩子们，以及造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无法相互理解的隔阂。孩子们在自己为人父母之前，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他们的父母，当他们年岁日长，好奇心终于产生之时，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不能告诉他们这一切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孩子还小，我们过着富裕的生活。在我看来，跟我艰苦的童年相比，他们的生活太优越了。对此，我感到很不平。于是我就形成了一种对他们说教的习惯，讲述我们那时的生活是多么地艰苦。
　　
　　“我们那时候只能吃上通心粉和奶酪，但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电视。”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儿子糟糕的成绩单让我很生气。我正要清清嗓子教训他的时候，他盯着我，脸上挂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无奈表情，说道：“告诉我你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爸爸。”
　　
　　我对他很生气，但对我自己更生气，我居然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古董，我精心挑选的那些往事，连小孩子们都觉得不可信了。我试图改掉这个坏习惯，但是这谈何容易。横亘在我和孩子之间的是时间观念上的分歧。他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心态来看待曾是我未来的时间。我的未来就是他的过去，而且因为年轻，他对过去是漠不关心的。
　　
　　当我徘徊在母亲的病榻前，倾听着来自她童年的零星信号，我意识到同样的分歧也曾存在于我和母亲之间。当她年轻的时候，生活展现在她眼前，对她来说，我就是她的未来，而我对此非常厌烦。我本能地想要摆脱这种束缚，得到自由，希望我的生命不再由她的时间来定义。现在，我终于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在我自己的孩子面前，我激动人心的未来成了孩子们的无聊的过往。
　　
　　经历了母亲最后的日子里那些无望的探望，我真希望我不曾如此草率地抛下我的过去。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的，孩子们应该知道，在他们来到世界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他们应该知道，生命不应简单定义为从出生到死亡的单程旅途，而是穿越亘古的由无数人的生命编织而成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