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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遇到爱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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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是我经常读的一本书,平时我也很关注对于爱玛命运的不同论述。比如,著名作家王安憶认为:爱玛能嫁给包法利简直是一种“福分”,这是一个老实、呆笨、心地淳厚、少见识但尽职守责的孩子,有多少乡村医生是用这样的坯子做成!他们巡游乡间,会的就那么几手,却包治百病。像爱玛这样一个乡下地主的女儿,与好名声的包法利医生结婚,已是她的福分。
  
  相反,《包法利夫人》的中文译者李健吾则认为:爱玛嫁给包法利如同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场婚姻对爱玛来说就是悲剧。换句话说,倘若爱玛所嫁的男人不是这个乡村郎中,而是其他什么人,爱玛的人生结局就不会“悲惨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的婚配,从头到尾是错误。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爱玛的命运?
  
  十三岁的时候,爱玛被父亲送去修道院读书。在修道院,爱玛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感到受压抑,相反,宗教教义、宗教仪式,还有修女,为她编织了一个不真实的梦幻世界。而且,修女们待爱玛很友爱。忏悔时,神父缠绵的絮语,讲道中引用情人、婚姻的比喻,同学们偷偷传看的精美画册,还有那个每月来修道院一星期做针线的老姑娘,她唱的那些古老情歌、讲的那些传奇故事,都使修道院充满了世俗温情,这一切滋养了爱玛性格中的感伤情调,而她对生活的想象,类似“欢愉、激情、陶醉”这些概念,也在此完成。
  
  在这些概念化的想象之下,细水长流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太平淡了,平淡到她认为那是个错误。所以,嫁给老实巴交的乡村医生后,一旦遇到侯爵、子爵,她就马上在心里呐喊:“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结婚?”
  
  她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但遇到有点浪漫情调的年轻练习生赖昂,爱玛的“包法利主义”就有了土壤。这是爱玛和赖昂的对话——
  
  “哦!很少,”他回答说,“有个地方,我们都管它叫牧场,在森林边缘的山坡顶上。有时候我星期天上那儿去,手里拿着本书,眺望远处的落日。”
  
  “我觉得再没有比落日更美的景色了,”她接口说,“不过最好在海边看。”
  
  “哦!我爱大海。”赖昂先生说。
  
  “而且,”包法利夫人继续往下说,“在无边无垠的大海上方,思想会更自由自在地翱翔,凝望浩渺的大海,会让您的灵魂得到升华,会让您领悟到什么叫天地无涯和理想境界,您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
  
  这段对话,当然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格式,不仅“灵魂茂盛”,而且“语言茂盛”。渐渐地,爱玛对这种“茂盛”上了瘾,先是赖昂,然后是罗道尔弗,然后又是赖昂,直至最终她为这种虚假的茂盛付出生命
  
  福楼拜写爱玛,交缠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总是让看的人击节赞叹,尤其是“农业展览会”一节,简直妙到毫巅。不过,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和朋友一起歌颂“农业展览会”,我外婆在一旁听见了,就问:“什么地方的农业展览会那么好?”
  
  外婆出身穷乡僻壤,对农业有真挚的感情。可是,这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我听了控制不住地哈哈大笑,马上又在电话里讲给朋友听,朋友也笑得岔气。后来我看外婆有点讪讪,心生歉意,就用了中国人名、中国调调,把《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约略讲给她听。
  
  外婆听得非常认真,听完,说了一句:“这个包太太要是在我们这儿,不可能死的,我第一个就把她给劝住了。”
  
  我刚想笑,马上忍住。现在,我重新打开《包法利夫人》,想起外婆的话,突然觉得,是啊,关于爱玛的命运,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从浪漫主义说到现代主义,从她的父亲说到她的婆婆,从她的老公说到她的情人,怎么一直忘了问,爱玛的闺密呢?
  
  噢,要是让我外婆遇到爱玛,只要爱玛能多少跟我外婆透露一点赖昂的行状,我保证外婆一定能在第一时间甄别出这赖昂是个担不起事的学生弟。
  
  20世纪80年代,外婆开过家庭旅馆,类似现在的青年旅馆,因为价格便宜,常常会有穷学生来住。晚上,外婆挨个查房,遇到腻在女生房里不走的男生,就会当着男生的面说:“嘴巴上说得好听的男人最靠不住,记住啊!”男生要是还打算跟外婆辩论,外婆就会拿出在乡村社会练就的大江大河本事,说出一溜真理性的涉黄句子,直到完全破坏人家年轻男女的那点小资情调。
  
  所以,赖昂这种人,外婆不用见面,就能把他判断个底朝天。爱玛呢,即便心里很不以为然,即便很反感外婆这么说,也会让外婆说得心花委顿。甚至,我相信,凭着外婆坚定的意志,如若不让爱玛意识到婚外恋可耻,她自己都会觉得没有尽到做人的责任。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大门,不到外婆睡觉,是不许关的。那些年,即便不是天天,也隔三岔五,总有邻居到我家来理论家庭纠纷。外婆不是里弄干部,但一直比居委会干部更受群众信赖,她常常会很权威地命令:“现在就把你媳妇叫来。”
  
  闹得疙疙瘩瘩的一对夫妻来了。外婆站在灶头旁,一个小时不带句点的演说,就把他们给说和了,虽然我有时也觉得他们可能是被外婆说烦了。
  
  所以,别说赖昂这种小年轻、罗道尔弗这类登徒子,就算狡猾的高利贷商人勒乐,外婆保管能在第一时间为爱玛把关——只要爱玛遇到外婆。那些年,我父亲最爱讲的一句玩笑话就是,要是你外婆有文化,让她当个国家总理,她都能胜任。
  
  每次听到有人自杀、心理辅导失败等报道,外婆那神情,分明就是遗憾她没在现场。我想这是可能的——爱玛吃砒霜前,如果在路上遇到外婆,外婆一定能看出她气色不对,那么,不把气色不对的人弄对了,外婆是不会罢休的。
  
  可惜,外婆在人世尽了近90年的责任后,离开了。重新看《包法利夫人》,再也不会有她那样既天真又热情的读者出来说:“要是让我遇到爱玛……”我知道,像我外婆这样的读者绝对不是理想读者,可是,今天,在我们只能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术语来解释爱玛的命运时,我真的非常想念外婆。不光因为她进入爱玛命运的方式让我感到现代理论其实多么冰冷、多么无聊,还因为,那样热情地把自己卷进去的阅读在今天变得可笑了,而本来,这可能是阅读和理解应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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