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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时代”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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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上海四季酒店,《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问王石,听说你从前脾气暴躁,某次开会,曾直接把杯子扔到了一个部下的脸上。
  
  王石笑说,倒是没有扔到脸上,是被我一下子拍碎了。
  
  那么,后来怎么有了好脾气?
  
  王石答:后来喜欢上了爬山,到山顶要拍照,只有自己一个人,只好摆个姿势,自己给自己照。回来洗出来一看,怎么那么严肃的一张脸?从此,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个什么样子了。
  
  王石提了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时候看清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轻得像一个玩笑,有时候却重如一个跟命运有关的心事。
  
  “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桃花扇》的这一折,道尽了时间的诡异。我们从小就知道时间的残酷,而只有当自己也被时间编织进那个亘古未变的巨大虚无剧之中,才一点一滴将那残酷体验到家:正在行进的时间就是正在过去的时间,而正在行进的喜悦或许就是正渐次成型的悲伤。很多剧目由此上演,繁荣和危机只有一线之隔,高潮和低谷没有过渡,乐观和盲目也可以等同,精明和愚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变成“赤裸时代”的写照:在泡沫中,每个人都在欢快地畅游。当大潮退出,才发现自己在沙滩上裸泳。
  
  美国华尔街上,雷曼兄弟的强势主子富尔德经历的就是这一幕。富尔德是雷曼兄弟的大英雄,是他的铁腕统治,将曾是“烂摊子”的雷曼兄弟带回华尔街的顶端行列。在华尔街,富尔德是任期最长、生命力最顽强的投行总裁。他没有感受到坍塌前的征兆吗?不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拐点到来,雷曼的账目已露出衰败先兆,它有多达面值7380亿美元的衍生工具合约,这种金融产品因为难以准确估价,所以交易员和高层可以夸大收益,犹如暗藏的定时炸弹。富尔德却迟迟未采取必要措施,次贷危机爆发之际,他拒绝大幅冲减雷曼的地产资产价值。当其他同行四处奔走、寻找援手时,他依然高高地仰着那颗高傲的头颅。
  
  直到申请破产保护的前一天,痛苦不堪的富尔德才看清自己的处境,开始给他想起的任何人打电话,包括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达成交易的摩根斯坦利。午夜临近,他还在那里不停地拨出电话。
  
  富尔德为什么不能提前转身呢?只是诱人的利润让华尔街这群最聪明的人忘记了风险和伤疤,以至于争先恐后地跳进自己一手布好的次贷陷阱。要他们转身,已不可能。我们都是自己环境的囚徒。你在一个地方时间越长,越难用真实的眼光去审视它。《公民凯恩》的导演奥逊·威尔斯曾说:“要了解一个国家,要么需要10天,要么需要10年———因为到了第11天,您就习惯了,您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看世界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雷曼有富尔德的心血。他将全部的职业生涯融入雷曼。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彻底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点点拆散自己的公司,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生活的悲剧,世界在变动,当下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很难把握。即使像王石那样照相自观,也未必能触动心灵。只有在变得赤裸的时候,才发现金融风暴来临前,有很多镜子可以观照,借以发现浮沙之上的幻灭征兆。克鲁格曼问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就是一面镜子。海曼·明斯基学说也预见了这一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灾难。只是风雨过后,才有很多人想起竖起耳朵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众人贪婪时我恐惧,众人恐惧时我贪婪。”这是清醒者的信条。
  
  既然没有更好办法的逆流而上粉碎残酷时间回到过去,那么,我们必须在当下找一面镜子,照亮陌生的自己,找到辩证的法则,在繁荣中看到幻灭的箴言,在幻灭中看到重生的希望。对于受金融风暴牵连的中国一些产业,亦可作如是观。

“赤裸时代”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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