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势者的睡眠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天不亮就上山劳动，直到半夜才能回来。印象深刻的是父亲每天晚上回来，倚在土炕边，用废纸卷起一根烟，叹一口气说：“幸亏老天爷留下了睡觉，不然人会累死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生活的辛酸和无奈，但也不无庆幸在里边。
　　
　　有些人的工作只对自己有意义；有些人的工作则不仅是利己的，而且是益人的；有些人则根本不需要工作，能睡着本身就是贡献。
　　
　　斯大林喜欢晚上工作。他睡不着，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机器，包括人力机器，都要围绕这种新的时间作息。他喜欢晚上看电影，就会把导演叫来坐在前边，他是固定地坐在后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据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所有被请来的导演都不敢回头，也不知道屏幕上演的什么，一切意念都集中在后边的那个椅子上，一有异常响动，就会吓得尿裤子。
　　
　　除了看电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还喜欢通宵达旦地夜饮。像许多他们批判过的“封建帝王”一样，这些“昼短苦夜长”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的高潮也不忘在别墅行乐。一天深夜，莫斯科天文馆接到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的电话，问馆长，别墅上方是什么星座？起因是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喝酒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别墅上方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二人相持不下，“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就建议他们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的人。但不凑巧的是，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真正懂天文的馆长早被逮捕了。没办法，这个行伍出身的馆长解释说，需要一点时间去向天文学家了解。
　　
　　汽车开到了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门口，馆长打算把他请来，请到天文馆来讨论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课题。可仍然不凑巧的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就是觉得随时会坐牢或杀头。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以为上路的时分到了。门外有人按门铃，他过去开门，门还没开，就心脏病猝发，死在了家门口。
　　
　　汽车只好开着寻找下一位。说也奇怪，他们即将寻找的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好友。因为真正的天文学家这时已所剩不多，因而，他随时准备和好友“共赴黄泉”。好了，汽车驶近了，而且是专门抓人的黑色汽车，又是在大逮捕的高峰时段———凌晨两点半，还犹豫什么？难道一个60岁的老汉，还准备再经受一番刑讯逼供而死？还没等门铃响完，他就飞身从窗子里跃下，扑向了他终生挚爱的星星。
　　
　　倒霉的天文馆长折腾了一夜，到天亮时终于弄明白了。赶紧往斯大林别墅打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没有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守电话的人答道。
　　
　　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黑夜最触目惊心的描写之一，被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记载在《斯大林秘闻》里。说明在一个从生活到自然，从生命到财产，甚至包括时间都完全被国有化的极权社会里，人是一无所有的。当然，还有一点教训，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过程，哪怕是最细微的吃喝拉撒，都最好能由自己赋予意义，一旦交由别人代为设计，那么，事情的结果就会通向愿望的反面。
　　
　　1953年3月1日，“永远健康”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和统帅”斯大林一直睡到晚上10点了还不见出来，从他凌晨5点上床算起，“全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已在床上躺了整整17个小时了。所有的保卫人员都十分着急，但没有办法。因为“导师”有规定：没有召唤，谁也不许进他的房间。但这一回情况紧急，警卫员洛兹加乔夫便冒死闯入他的卧室。这时，他看见“百折不挠”的斯大林躺在地上，右手微举，不能说话，裤子尿湿了一大片———不过不是别人吓的，而是中风引起的。
　　
　　他们赶紧给马林科夫打电话，过了半小时，马林科夫回答：“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打电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又过了3小时，也就是离警卫员第一次打电话整整过了4小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来到斯大林的房间，简单地问了一下病情，对警卫员说：“不要惊慌失措，别让我们心烦，也别打扰斯大林同志。”就这样，在“导师”尿湿裤子躺在地上4小时后，战友们宣布“当家的”原来睡得很安详，咱们走吧！又过了5小时，医生驾到，一直挨到3月5日，不过是例行注射，写写病情公报而已。而他的亲密战友马林科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宣布：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