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不做父母官

在“民本位”还是“官本位”的问题上，我国古代先贤是非常纠结的，一方面不断重复着“民贵君轻”的思想，一方面又强调“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概念，辅之以“三纲”，占尽了百姓的便宜。
　　
　　后者显然就是“父母官”一说的发端，亦是“官本位”的滥觞，致使两千余年间“民本位”成了稀缺品，至今未能完全的恢复。然而，明代官员况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封建官吏朴实的“官为民仆”观，不失为历史之奇迹。
　　
　　为民减负
　　
　　况钟在苏州做了十三年知府，其生平主要政绩，亦仅限于苏州。明代的苏州，是一个不太好管理的地方，难在“三多”：富豪商贾多，达官显贵多，流民逃民多。因此，《明史》说它“最号难治”。
　　
　　苏州逃民“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的原因，既在洪武皇帝对江南百姓实施的惩罚性赋税，又在贪官污吏对小民的无节制盘剥。
　　
　　况钟到任后，即展开为民减负工作。
　　
　　一是属县拖欠的四年赋税，约七百六十余万石，他请求朝廷允许百姓用纸钞支付。这是个讨价还价的策略，因为明代的纸钞根本不值钱，朝廷若同意，就等于这些欠粮打了水漂，所以部议时被驳回，但在况钟的争取下，朝廷最终还是同意蠲减了大部分。二是请求朝廷给昆山诸县三万三千四百余军转民籍户，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三是要求工部开征的三梭阔布，加大浙江十一府的份额，以减缓苏州百姓的压力。朝廷都同意了。
　　
　　据史料的说法，况钟累计为苏、松百姓奏免税粮达一百七十余万石。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得惠及多少百姓呀！
　　
　　为民除恶
　　
　　“民本位”中的社会层面管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除暴安良、整肃吏治。这方面，况钟是有先斩后奏之特权的——宣宗皇帝给了他“敕书”，相当于传说中的尚方宝剑。他刚到苏州时，并未公开这份“敕书”，而是装糊涂，麻痹那些属官和府吏（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
　　
　　下属们高兴了，以为新任知府好糊弄，就继续胡作非为。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三天后，况钟忽然下令所有“干部”集中开会，在会上，他把谁谁干的坏事都宣布了出来，并亮出皇帝“敕书”，当众处死了6个贪污不法的胥吏。随后又对属官进行全面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
　　
　　况钟在强力除恶打击豪强的同时，亦注意扶植良善，劝惩并行。譬如他发明了“红黑两本账”，红的记录百姓的善行，黑的记录泼皮的恶行，通过及时的褒奖与惩戒，以化育民风。
　　
　　为民伸冤
　　
　　况钟的前任是个不作为的懒官，数年间积累了一千多个案子拖着不审，以至于监狱里人满为患，冤者不得伸，很多囚犯都死在了狱中。
　　
　　况钟则非常勤政，上任后即着手处理这些陈年旧案，所属7个县，他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跑，轮流审问，不到一年功夫，1120多名重囚全部审理清楚。
　　
　　百姓没了冤屈，都说他是包龙图再世。
　　
　　第一个任期结束后，况钟要回京述职，百姓舍不得他走，纷纷带着礼品前来为他践行。况钟十分感动，写了一首《拒礼诗》：“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
　　
　　明代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地方官进京时必须要给京城里势宦权贵带些好东西的，当时有民谣说：“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但况钟赴京不带一锱一铢，其清廉殊为可贵！
　　
　　更可贵的是，从这首诗里，我们不仅仅读出了一个官员的操守，也读出了封建专制时代最为稀缺的“民本位”思想。
　　
　　在他的意识里，为民谋福是本分，为官清廉也是本分，在任上所做的一切善政，不是施恩于民，而是职责所系，他做的不是百姓的“父母官”，而是百姓的“仆人”。因此，对于士民的饯送，他感到非常惭愧。